8月19日的午后，手机屏幕亮起，一条信息悄然跃入眼帘：“薛老师好！孩子准备上初三了，真心感谢您这六年来一直对孩子的关爱和陪伴。”发信人是小锋（化名）的母亲。短短数语，如暖流涌过心头，瞬间将我拉回六年前那个让我既忐忑又坚定的日子。
彼时的我临近退休，那天上午，我正在二楼图书室整理书刊——这里平日鲜有人至，格外安静。忽然，走廊里传来急促脚步声与压低嗓音的呼喊。推门望去，只见一个男孩正沿着走廊“溜达”，身后跟着满头大汗的班主任、满脸焦虑的母亲，还有闻讯赶来的校长。这孩子便是小锋，校内无人不晓的“特殊存在”。传闻他以前早上到校后，经常不进教室，任老师、家长千言万语，甚至校长亲自安抚，他都一言不发，用沉默与游走作为抵抗。僵持到最后，家长只好叹着气，无奈地连拖带拉，将他带回家中。那背影，成了校园里最熟悉的无奈风景。
那天，或许是出于职业本能的好奇，又或是被家长眼中那份近乎绝望的期盼所触动，我竟不假思索地说：“今天就把小锋交给我吧，你们先回去，我来试试。”话音刚落，强烈的后悔便涌上心头——这并非我班上的学生，对他情况我不太熟悉，何况他自从上了一年级到现在，便是出了名的“难搞定”，我还听说家长带他跑遍市、县各大医院，做过无数次心理测评与行为干预，皆收效甚微。我这不等同于主动揽下“烫手山芋”？
然而话已出口，身为有着多年教育工作经验的老教师，我深知“关爱每一个孩子”不只是一句口号，更是刻进骨子里的天职。过往教学生涯中，我遇见过因家庭困境而自卑的孩子、因学习障碍而厌学的学生、因身体残障而孤僻的少年，也接触过不少存在心理障碍的个案。每一次，都是教育心理学的理论与前辈们积累的实践经验给我底气，让我能小心翼翼地靠近那些受伤的心灵，尝试为他们点亮一盏灯。这一次，我决定再次运用这些积累，尤其以积极心理学视角，尝试与这个孩子建立连接。
积极心理学告诉我们，每个行为背后都有其正向意图与未被发掘的优势，而非仅仅被视作“问题”或“缺陷”。面对小锋，我首先摒弃“问题孩子”的标签，尝试理解他行为背后的可能原因——或许是对陌生环境的恐惧，或许是对学业压力的逃避，或许只是渴望被看见、被接纳。于是，我试着发现他的“优势火花”：他选择“溜达”而非激烈对抗，这本身便是一种温和的自我表达；他对陌生人保持警觉却未完全封闭，说明内心仍存信任的可能；他沉默却始终没有跑远，意味着他在试探环境是否安全——这些都是他内心深处未被唤醒的积极资源，等待着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。
我深吸一口气，让声音听起来平和而充满信任：“你好，小锋。你别跑了，我这里正有一个非常光荣的任务，特别需要像你这样一个看起来很有责任心的同学来帮我一起完成。”他未停下脚步，但速度明显减慢，眼神闪过一丝疑惑与警觉，却未抗拒。我接着说：“任务完成后，我会给你一份小奖励。不过我也有个小小的要求——任务结束，我得送你回教室，可以吗？”他依旧沉默，但脚步停了下来，站在离我两三米处，用默许回应了我的提议。
其实带他去做“光荣任务”的过程中，我内心捏着一把汗——万一他在途中再次跑开，万一他根本不配合，我的责任就大了。但我选择相信积极心理学中的“期望效应”：我相信他能做到，他或许就真的能做到。我让他帮我把一摞新到的图书按标签分类上架，这是一项简单却需要专注的工作。他全程话极少，但动作认真，甚至小心翼翼地抚平书角的褶皱。那一刻，我看见了他内在的秩序感与细腻——这便是属于他的优势资源。不到二十分钟，任务顺利完成。我遵守承诺送他回教室门口，轻声说：“下午大课间，我还来看你。若下午表现好，我还有份小礼品送你，和这本新书有关。”他微微点头——这是我见他以来第一次明确的回应。
中午我去食堂吃饭时，不少同事投来好奇又钦佩的目光，有人小声说：“薛老师，你真行！”校长也特意走过来，拍拍我的肩膀：“老薛，还是你有办法。”但我知道，对于情绪极不稳定的孩子，一次成功互动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，真正转化之路漫长且反复。
后来，小锋勉强升入了初一，新环境的适应问题再次使他陷入困境——连续几天拒绝到校。家长与学校几番劝解无果，无奈之下拨通了我的电话。那天大雨倾盆，我骑着两轮电瓶车，碾过二十多里的乡村小道，赶到他家。他在房间里沉默如石。我贴在门边，压住喘息，轻声说：“小锋，薛老师来了，还记得我们上次一起完成的那项光荣任务吗？”门悄然开了一条缝，他低低的声音透出来：“薛老师来了，我就去学校。”那一刻，雨声忽然远了，我心里却轰然作响——我终于懂得，教育从不是大刀阔斧的改造，而是日复一日的唤醒与陪伴。用那些不挑明、不放弃的无条件注视，让孩子始终相信：无论跌入怎样的暗处，都有人稳稳接住他，看见他，等他重新发光。
退休后，我主动请缨成为曹埠镇关工委“五老”志愿者，将小锋作为重点关爱对象。在持续帮扶的几年里，我系统运用积极心理学核心策略，从“纠错”转向“扬长”，从“要求”转向“赋能”：
其一，用“积极关注”替代“负面聚焦”。我不再盯着他“不进教室”的行为，而是每次见面先分享我观察到的三个优点：“今天你主动问好，很有礼貌”“书包整理得比上次整齐”“上次帮同学捡起文具，我都看到了”。通过这种“优点轰炸”，帮他重建积极的自我认知。
其二，运用“成长型思维”重塑对困难的理解。当他考试失利而沮丧时，我讲爱迪生、乔丹的故事，告诉他“暂时未成功”不等于“永远失败”。我们一起制定“小步前进”计划——今天独立完成一道数学大题，明天坚持听完整节课，每实现一个微小目标都有仪式性庆祝，让他在成功体验中积累自信。
其三，借助“叙事疗法”的外化技巧，将“问题”与“人”分开。我让他给那个“不想进教室的坏毛病”起个名字，他叫它“小懒虫”。我们一起讨论如何“打败小懒虫”，而非责备“你怎么不争气”。这种视角转换使他从被动的问题承担者，变为主动的问题解决者。
其四，构建“支持性人际关系网络”。我不只自己与他保持联系，还鼓励两位性格温和的同学做他的“学习伙伴”，并定期与父母沟通，指导他们用肯定和鼓励替代批评催促，在家庭营造“无条件积极关注”的氛围。同时，我也帮他发现自己的性格优势——通过简要的优势调查，他逐渐意识到自己其实具备“坚持”“善良”“好奇心”等品质，这些积极特质成为他面对困难时的内在支撑。
其五，引导他记录“积极情绪日记”——每天睡前写下三件让自己开心或有成就感的小事，哪怕只是“食堂红烧肉很好吃”“课间听到喜欢的歌”。这看似简单，实则训练他的注意力“雷达”从扫描威胁与负面信息，转向捕捉生活中的积极资源，逐步重塑内在的认知偏好。
经过这几年的持续跟进——从寒暑假定期家访到节假日微信问候，从学业帮助到心理疏导——那个曾经用沉默与游走来抵抗世界的小男孩，如今已能在教室里安静听课，甚至主动帮助其他同学。他的人生航向在微光的指引下逐步矫正，而这条航道的开辟，离不开积极心理学这盏理论明灯。
其实，像小锋这样被贴上“问题孩子”标签的少年，乡镇中小学并不少见。他们的“问题”往往是内心呼救的信号，而非品行不端。作为“五老”志愿者，我们有阅历优势、时间优势、情感优势——相较于在职教师，我们更从容、更有耐心，也更擅长从积极面去看待孩子的“不完美”。如果说每个孩子都是一颗星星，那么“问题孩子”只是暂时被乌云遮蔽了光芒。我们“五老”志愿者的使命，便是用积极心理学的智慧拨开云雾，让他们重新发现自己的光亮，校准人生的正确航向。
这条路注定漫长而艰辛，需要极大的耐心、智慧与爱。但正如小锋母亲那条信息所印证的那样——当微光终于穿透云层，当航向终于回归正轨，所有付出便都有了意义。我将继续行走在这条路上，用积极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，为更多迷途的孩子点亮心灯，陪伴他们走向生命的广阔海域。教育是一场慢的艺术，更是一场光的接力——我们传递的不仅是方法，更是那份深信每个孩子都拥有向好潜能的信念。
责任编辑：张勤祎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