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月22日，是宁波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，最低气温到了零下二度，竟有几分北京冬天似的寒冷。掌灯时候，有老同事因母亲抱恙千里探病回来，我正和他探讨病情，手机里跳出了“闵主任今晨病逝”的信息。我连忙联系昔日的领导和同事，询问有关情况。放下手机，推开窗户，窗外万家灯火、星星点点。泪眼朦胧之中，二十多年的往事一幕一幕浮上眼前……
（一）
2004年上半年，我从中央党校研究生院毕业，通过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、进入中国关工委办公室工作。7月1日报到，正式成为秘书处的一员。不巧，时任秘书处处长陈田因公出访，于是我在“懵懵懂懂”的状态下开启了在朝内大街225号的美好时光。上班第二天，中午去食堂吃饭，在拥挤的电梯里，联络处郎亚龙同志和我开玩笑说，你的工作主要是服务老闵的，老闵还没有召见过你吗？老闵是谁？我一脸疑惑。但果不其然，不一会儿，我就接到了闵主任的电话。于是7月2日下午，在地坛东门龙绍衡大厦917办公室，我第一次见到了七十开外、矮矮胖胖、国字大脸、高额阔鼻、花白头发、一脸慈祥的闵主任。
闵主任的办公室大约十平米多些，近乎简陋。那些老式的家具，应该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流行的款式和颜色。他的办公桌，侧对着门，靠窗，案头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书籍和材料，旁边的茶几、沙发上也是如此。以致走进他的办公室，似乎总是要穿过如山般的材料的“峡谷”，而办公室也因此显得更为局促和狭小。他办公桌正前方，是一个靠墙的两三米宽的玻璃门木柜，里面摆满了一些旧照片（有些是他和老领导、老同事的合影，大多数是他和青少年的合影）和奖杯奖座之类的物品，彰显着他不平凡的过往。柜子上方，悬挂了一幅镜框装裱的著名书法家、人民日报原社长邵华泽先生题写的书法小品，上写“放怀自适”四个大字。这四个字出自唐代白居易的《闲夕》，大致意思是在任何境遇，都要放开胸怀、怡然自得。这四个字，我想也是闵主任一生际遇坎坷却又甘之如饴的真实写照吧。每当我想起闵主任，脑海里就会油然而然地跳出“放怀自适”这四个字。
闵主任是地道的上海人，出生于五四青年节，属猴，建国初期参加工作，长期从事群团和党务工作，辗转于上海、江苏和北京等地，退休前曾任中石化党组成员、办公厅主任。1990年5月18日，中央宣布成立中国关工委的时候，他还在中石化的领导岗位上，当时正与温厚文同志一起陪同康世恩副总理出差，在火车上第一时间听到了消息。因此，中国关工委成立之初，闵主任兼任了中国关工委副秘书长。而中国关工委最早的办公场所、后勤乃至经费保障等，都依托中石化。因此，从这个角度讲，说闵主任是中国关心下一代事业创新发展的亲历者、见证者和创造者，并不为过。闵主任这一代人，应该经历了很多磨难，但他很少和我提起。他的一些过往，都是从其他同志那里听来的。他和我谈的最多的永远是关心下一代工作，即使是我调离中国关工委之后，即使是他不再担任中国关工委常务副主任之后。
尽管到北京工作三十多年了，闵主任还是一口浓浓的上海口音。就是我这个土生土长的浙江人，听起来也略感吃力。说到闵主任的口音，后来我还亲历了两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：一次是，有一年全国关工委办公室主任会议，闵主任作总结发言。结果会议一结束，很多代表就涌过来要他的讲话材料----闵主任的上海普通话让他们太“抓狂”了。还有一次是，有一天早上，刚上班一会儿，陈田就急匆匆跑到我们办公室，说闵主任在找一个什么叫什么“834”的材料，问了一圈，没有人知道，老头都急了。我一听，赶紧把吉林省白山市关工委的一个材料找出来给他了。“白山市”用上海话念出来，可不就是“834”吗？
那天，闵主任和我聊了一个多小时，主要是简单了解了我个人的一些基本情况，谈了一下中国关工委的历史，说了一些勉励的话。当我起身告别、走出龙绍衡大厦的时候，天灰蒙蒙的，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北京夏季的午后。我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这个地方，将会是我接下来六年里进出频次最高、停留最久的地方，也是我一生最为牵挂、无数次会梦见的地方之一。
彼时，中国关工委办公室只有十名行政编制人员和两三个聘用人员，人手颇为紧张。我的日常工作主要是编写《简讯》、《参阅件》，起草会议记录、工作总结计划和领导讲话稿等。由于综合文字最后都要由闵主任把关，所以刚刚走出校门、步入机关的我，就这样开始跟着闵主任这样的高手撰写材料、得到他手把手的教导。每每回首过往，这实在是我一生中不可多得的幸事！
（二）
闵主任对材料的撰写要求特别高。他的口头禅就是“这个材料这样出去，是要出大事的”。当时每次听到他说这句话，我尽管嘴里没说什么，但内心总是不以为然：就这些文字，特别是关工委的文字，能出什么大事？但随着工作经历的不断累积，特别是自己当了一个单位的办公室主任以后，我逐渐体会到，那些不起眼的文字就是一个人乃至一个单位的“脸面”，有时甚至事关生死，搞不好真的是要出大事的。敬畏，是一个文字工作者的基本素养。
跟着闵主任久了，我慢慢地从他那里“偷学”到了写材料的“高招”。说起来其实也平常：一是要多听多看多学习、做个有心人。勤奋和用心是不可或缺的。记忆中，闵主任除了看文件、写材料似乎没有其他爱好。办公室里，乃至家里客厅的沙发上、卧室里、轿车的座位上，目之所及、随手可得，也都是各种各样的材料。2006冬天，他因病在中日友好医院住院，我经常去陪护或请示工作。尽管来看望他的人很多，一拨又一拨。但他病床前的柜子上，总摆放着一叠厚厚的文件资料，只要一有空，他就会拿起来、捧在手上。
还有就是他那令人“叹为观止”的“坐功”和“听功”了。闵主任参加大大小小的会议，都会极其认真地倾听和记录，生怕错过每一句话、每一个字。关工委系统全国性的会议，经常是一开两三个小时、中途不带休会的，闵主任无论是坐在主席台上还是台下，几乎不曾见过他中途离场休息，哪怕是接个电话或者去个洗手间。亦因此，我和他的秘书宋占发经常是，一边在抱怨会议怎么还没结束，一边又在由衷地感叹，闵主任以七十多岁的高龄，是如何保有如此优异的会风和精神状态的？
在闵主任潜移默化的影响下，我一方面利用在秘书处的工作便利，大量的阅读上级的文件和各地的工作信息，做好资料收集工作，熟悉情况。特别是闵主任和各位领导批转给办公室的材料，更是设立专门的文件夹，重点对待、反复研读。兼之那时还没有成家，我几乎每个晚上都在办公室度过。同时，不管领导有没有要求，但凡参加会议，一定要认真倾听每位同志的发言并尽可能详细地做好记录。“好记性不如烂笔头”。听得多了、记得多了，我突然发现，有的领导的即席发言，记录下来、稍加整理，就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。更重要的是，在倾听、记录的同时，我也会经常问自己：如果这次会议让我发言，我该怎么表述？这让我受益。回老家工作以后，有一次单位主要领导问我，说组织部某领导对我评价不错、说我很有思想，我和那位领导接触很多吗？我仔细想了想，我和那位领导唯一的一次交集，就是在一次共同出席的会议上，我被点名做了一次临时发言。因为我自始至终在认真的倾听、记录和思考，所以尽管是仓促之下，但也能基本做到言之有物、言之有理。
二是要不厌其烦、反复修改。闵主任案头必配有铅笔和橡皮，供他修改材料所用。他最喜欢用的，是最普通不过的绿杆中华牌HB铅笔，有时也用红绿两色的那种。一般拿到材料后，闵主任会快速地浏览一会，然后就拿起铅笔在文稿纸上开始挥洒他那行云流水般的草体，时而念念有词，时而涂涂擦擦，时而停下来、一边削着铅笔、一边若有所思，仿佛那个最合适的字句就在他前面不远处、马上就要被他抓住了。这个过程时短时长，而我不能打断，只能静静地等着、看着。只要他一开口说“小夏”，我就知道，接下来我就要认真倾听他讲的每一个字，记录好他说的每一条修改意见了。
日常的文字材料，最后由闵主任把过关、签过字，一般就“妥了”。如果是年度的工作总结和计划、主要领导的重要讲话材料等“大稿子”，则由闵主任带领我们先拿出初稿，提交十多位参与日常工作的领导审阅、无异议后，再提交中国关工委领导层每位成员征求意见（那时，中国关工委的领导有顾问、主任、执行主任、副主任、秘书长和副秘书长六个层次、七十多人，像罗青长、胡绳、刘建章、王定国、荣高棠等都是我曾在党史教材上看到过的人物），他们的意见举足轻重，必须充分吸收。因此，材料起草、修改、定稿的过程就会有较大的不确定性，历时往往较长。
2005年恰逢中国关工委成立15周年，中央同意在6月召开五年一度的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大会。因此，春节一过，我们就开始着手准备王丙乾主任在表彰会上的工作报告。那时，我刚出校门半年多，对于全国关工委的情况还谈不上熟悉，大材料写作也属于刚刚入门，更没经历过平时温文尔雅的领导因为材料修改意见相左、争得面红耳赤、互不让步的大场面，骨子里也还有些自诩甚高、眼高手低的毛病，因此对于一轮又一轮、看似翻来覆去的修改，会逐渐失去耐心甚至存有厌烦甚至抵触的情绪，觉得刚完成一稿的报告修改一个字都很困难。而闵主任似乎毫不在意，带领我们一个字、一个字地打磨，一遍一遍地汇报请示，前后历时三个多月、修改了19稿，最终形成了近一万字的工作报告。
那年的表彰会在京西宾馆召开，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出席了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。王丙乾主任的工作报告得到了与会代表的广泛好评。那天上午会议结束、代表们还在离场的时候，闵主任就把我叫过去，和我谈谈代表们的反馈以及他认为的得意之处和仍然不够的地方。一般而言，材料定稿之后，起草工作即告一段落。但是闵主任反复要求我：这只是完成了一半，特别是领导讲话材料，一定要去现场听一听领导是怎么讲的，哪些是你起草的稿子里没有提及的，与会人员怎么反应的，等等。只有这样，才能真正了解领导所思所想所关注，写出让领导满意、让与会人员有所收获的稿子。我静静地蹲在他的座位旁边，听他叙说着。彼时彼刻，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轻松和欣然，也真正明白了“文章不厌千回改”的道理。
（三）
闵主任身上保留着非常典型的建国初期参加工作的干部作风，他的真诚善良、低调务实和古道热肠，在中石化和全国关工委系统都是出了名的。他脸上时常挂着浅浅的笑意，平易近人、从不端着架子，见了小区楼道里的电梯服务员，也总是热情地打打招呼、嘘寒问暖。所以，尽管那时闵主任已经退休了十多年，但每逢节庆和他生日的时候，总会收到不少的祝贺信息和礼物。那时，他会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，经常和我“炫耀”他接到的电话、短信和礼物。都说人走茶凉，闵主任是怎么做到长时间的“人走茶不凉”的？我想过这个问题，但从未向他当面请教过。
有一次，我正在他办公室汇报材料的事情。突然有个中年男子到访，我给客人泡好茶后即退出等候。等客人离开、我返回的时候，他告诉我，刚才找他的那位就是某某的儿子，因为个人的事情请他帮助联系有关人员，他打过电话了。听到这，我极不懂事地嘟囔了一句：外面都在传，某某曾经整过您，和您关系并不好，您怎么还这么热心地帮助他儿子？他狠狠地瞥了我一眼，没有多说一个字。那一刻，我羞愧难当。
还有一次是2007年冬天，闵主任有朋友从台湾出访回来，给他带了些凤梨酥之类的台湾特产。那时我的大儿子刚满一岁，闵主任惦记着，特意准备了一些给我。我和爱人从未去过台湾，也没有接触过台湾的产品，觉得新奇，就很认真地翻看起来。这一看，坏事了。我爱人心细，发现这些点心外包装的生产日期都写着 “九六年十一月”，而保质期是十个月。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，这些点心应该是过期很久了，如果闵主任和夏阿姨吃了怎么办？于是，我不假思索就直接拨通了闵主任的电话。闵主任很平静地听我讲完，没作太多解释，只是让我自己处理。挂了电话，我冷静下来，上网查了查，才知道，台湾是以民国元年为纪年的，民国九十六年就是2007年。我那个可笑的电话，估计得让闵主任尴尬好一阵吧。但以后的日子里，这件事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。闵主任依然经常会给一些好东西给孩子。
闵主任非常关心爱护身边的工作人员，与大家打成一片。有称呼他闵主任的，也有叫他老闵的，还有叫他闵老头的，他都是笑呵呵的应着。他经常自掏腰包请我们打打牙祭、改善生活。比较固定的是去双安商场的一个火锅店涮锅。人员主要是闵主任、夏阿姨，中石化离退休干部处的几位工作人员和我。但凡闵主任请客，同志们都是敞开肚皮的“造”。最多的一次，仅羊肉就涮了28盘。同志们一边吃、一边闹，像过年一样。有一次，在繁忙的“战斗”中，我一抬头，发现闵主任已经吃完了，他惬意地靠在椅子上，静静地看着我们，一束阳光穿过窗台洒在他白皙中透着红润的脸上，眼睛里满是宁静和慈祥……
----2010年9月，因为家庭原因，我从中国关工委办公室调回浙江宁波工作。尽管相隔千里，但彼此的牵挂依旧，特别是中秋、元旦、春节和五四青年节他生日，我和闵主任都会电话或信息往来，十几年来从未改变。最近的一次通话是2024年2月9日，农历除夕，我给他发了拜年短信、打了电话，他长时间没有回应。我正想给张鹏打个电话、了解一下他的情况，闵主任回了电话，一开口便是：“小夏，过年我九十二了，我不行了，我要去见马克思了。”他戏谑着说，孰料一语成谶。十五天后，龙年正月十四开始，闵主任就陷入了长时间的昏迷状态。
斯人已逝，风范长存。闵主任是我的导师和引路人，无论是综合文字写作，还是办公室工作，抑或是待人接物等等，他一直都在用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教我怎么做人做事。这一点，在他身边工作的六年多时间里，我并没有很深刻地认识到。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和经历的增加，我愈益体会到了这一点：六年的朝夕相处和二十年亦师亦友的忘年交，闵主任与我的学习工作生活乃至我的生命都已经分不开了。他一直像一座灯塔一样指引着我，我也早已习惯于用绿竿中华牌2B铅笔修改文字材料，偶尔也会和年轻的同事脱口而出：“这个材料这么写，是要出大事的！”。有时，我甚至会觉得闵主任就站在我身后，只要我一转身，他就会笑吟吟地招呼着我：“小夏……”。
闵主任，一路走好！
2005年6月12日，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大会期间，闵振环主任在大会主报告结束后与我探讨材料写作。时任中国关工委办公室主任李幼林拍下瞬间。
责任编辑：张勤祎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