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3 年 4 月 16 号，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，我来到了北京市朝阳区甜水园北里 13 号楼 307 室，这里就是《中国火炬》杂志社的办公地。一个年近七旬的胖胖的老头接待了我，他操着浓重的唐山口音，在询问了我的基本情况后，又热情地给我介绍了杂志社的情况，并讲了杂志创办的由来。他戴着一顶黑色的棒球帽，看上去是一个慈祥的老头。创办初期，6个老头老太，拿着浆糊，剪刀，信封，给各地关工委的老同志们写信，糊信封，打电话，开始了艰难的创业。
就这样，《中国火炬》走出了最艰难的初创期，到2003 年的时候，已经出刊100 期杂志，订阅量大幅增长，杂志社也有了自己的办公地，有了相对稳定的办刊队伍。说起这些往事，老头滔滔不绝，我也听得津津有味。
这个慈祥和蔼的老头名叫王立文，是中国关工委的副秘书长，也是《中国火炬》杂志社的副社长兼总编辑、法人代表。在杂志社，老同志们都亲切地叫他“立文”，或是“立文同志”。而且大家彼此之间也都以名字称呼，听起来很是亲切，像是一家人，比如国伟呀、清选呀、文昌呀、永生呀等等。
立文曾是中宣部《党建》杂志社的副社长，退休后热心地参加了关心下一代的工作。当时中国关工委刚成立不久，社会上对这个新组织还很陌生，各地关工委之间的联系还缺少沟通的渠道，老同志们的工作情况和经验也很难交流，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。因此，中国关工委领导决定创办一份杂志。王立文同志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创办杂志的具体工作。烦琐的手续审批、招兵买马、主题策划等等，一系列复杂而繁忙的工作，硬是被这老头一一搞定。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的老头，一个精力充沛的老头，更是一个勤于躬耕的老头。说起这个胖老头啊，真是让我有多少故事和感慨呀。他几乎每一天，不是在办公室忙碌，就是在跑基层调研采访的路上。只要在北京，每天早早来给大家开门的，就是他。然后呢，他就拿来各地关工委和通讯员寄来的稿件，那时都是手写稿，要通过邮局寄来。每天都是一大摞信件，要一封一封地剪开，一封一封地看过，然后把稿子分给有关的编辑去处理，有时还要批上处理意见，甚至有些重要或者紧急的稿子，他就亲自处理了。只要有空，他就会和各地关工委的老同志们打电话聊聊天，问问好，然后说说最近需要什么稿件，并顺便请他们多帮忙多订杂志。晚上大家下班走了后，检查燃气水开关、关窗锁门的，不是他，就是他的老伴赵文儒。关于这位大姐的故事，我们后面再讲。
这个老头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记忆力相当好。他能够做到，见上一面，就把人家的名字和工作单位记住。下回见面的时候，一下就能准确地叫出人家的名字，让对方感到特别亲切。他还有一个绝招，就是不但能记住人家的名字，还能记住人家的电话号码。有时候杂志社的同志打电话找某个关工委的老同志，找不到电话号码了或是想不起名字了，声音还没落呢，坐在另一间办公室的老头，准会隔空告诉你号码和名字，一点都不错。
这个老头呢，还特别勤俭节约。杂志社的花销都在他手里一支笔过，可是呢，他总是舍不得为自己花钱。到关工委开会，出门办事，七十多岁的老头了，颤颤巍巍地挤公交车，连打个出租车都舍不得。可是呢，他对大家就像个“老家长”一样特别好。逢年过节，总是给大家准备很多的礼物，想尽办法搞好大家的生活。那个时候，我们杂志社真是欢声笑语，气氛特别融洽。
每天午后，是杂志社气氛最为轻松的时刻。要是立文在，杂志社就变成了“党史大讲堂”。要是国伟在，我们聊天的内容就是诗词歌赋中国史，杂志社变成了“国学社”。两个学识渊博见多识广的老头，又开始给我们讲故事了。他们讲起当年那些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，讲起上下几千年的中国史，总是讲得绘声绘色，让我们听得如痴如醉。
再来说说咱们的副总编赵国伟，这个满面笑容的老爷子，一开口，那浓浓的唐山腔就带着十足的亲切感，人称“赵老”。他和谁说话，都是和颜悦色，颇有古风。最让人折服的，是他对古文古诗的深厚造诣。楚辞汉赋，唐诗宋词，他都能脱口而出，甚至倒背如流。这本事，任谁听了都得竖起大拇指，打心底里佩服。我们在编稿中要是遇到不认识的字或是不知道的事情，只要“赵老”在，大家才懒得去翻字典打电话呢。现成的“智库”就在身边，为什么不用呢。刚进杂志社时，我有幸拜他为师。那时候，每天中午吃过饭，他都督促我背一首诗或者一首词，第二天还会专门考我。在他的严格要求下，那段时间我背会了不少经典诗词古文。说来惭愧呀，自打赵老师离开杂志社后，再没人督促了，让我把这看家本领给忘了不少。如今时常想起这段令人难忘的时光，真让人怀念。
立文社长的老伴赵文儒，也是最早参与杂志创办的“六老”之一，大伙都亲切地称她为“赵大姐”。她不仅负责杂志的发行工作，还要负责后勤工作，逢年过节，给大家安排好节日礼品，还张罗着大家一起动手包饺子，开联欢会。他们老两口每天总是最早来最晚走，精心照料着这个大家喜欢的“家”，甚至比自己的家还操心。逢年过节大伙一起包饺子背诗词，这成了杂志社的传统，一直延续至今，温暖人心。
年近七旬的老编辑葛清选，是一个非常优雅讲究的老人，衣着总是笔挺笔挺，人也清清瘦瘦，说话幽默风趣。有时候，在安静的办公室里，大家正在埋头改稿编稿，这老头冷不丁地给你来个冷幽默。起初让人摸不着头脑，一脸惊讶，可稍一琢磨，便会忍不住哈哈大笑。反正老葛在，办公室里就总是热热闹闹。这位优雅的老同志，有一项特别厉害的本事，那就是和各地关工委的通讯员相处得很好，大家在一起称兄道弟，互相帮助，非常融洽。要是谁需要约个稿，或者杂志社要联系个什么开会的地点，找老葛准保安排得妥妥的。所以说，在杂志社，大家都打趣地称他为“老活宝”。
每天中午，大家用完午餐后都要小憩片刻。不一会儿，安静的办公室里，总会准时响起一个略显苍老的声音：“喂，请问是某某关工委吗？我找一下某某老同志。”这便是我们人物栏目的编辑赵爱民同志，又开启了他例行的漫长的电话采访。在这通电话中，他对人物的事迹核实了又核实，对故事的细节问了又问，可谓百问不烦啊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他的《“五老”风采》栏目呢，每期都有五六位老同志关心下一代的事迹登上杂志，他们的故事很真实，人物性格很鲜明，细节特生动，真正把“五老”的风采给展示出来了。
赵爱民老师个头不高，为人却极热情，脾气好得出奇。在日常的接人待物中，他总是笑容满面，是个慈祥又乐观的好老头。对待工作，那真是非常认真，一丝不苟。每期杂志交稿呢，总是准点按时交稿，修改很准确，校对很精心。有一年呢，大概是中国关工委成立 25 周年的那一年吧，关工委树立了一批特别突出的“五老”典型。按照领导的要求，这一期杂志呢，要创新人物报道模式，用很大的篇幅突出报道这些典型。赵老师接受任务后，做了认真准备，并深入到人物所在地采访。回来后，大家精心策划，将这期人物报道分为人物档案、人物花絮和事迹片段等板块 ，在人物报道形式上做了一些新尝试，给读者留下了较深印象。
我们的老会计张广顺，以前是中宣部审计处的处长，退休后来杂志社分管财务。这是一个特别瘦弱的老头，眼窝奇深，眉毛奇长。可是别看这个瘦骨嶙峋的老头，每天骑着一辆二八大杠的飞鸽牌自行车，却是四平八稳，往来穿梭于几公里外的水锥子邮政局，给我们拿回当天的邮件和报纸，再去寄出要寄的一大堆邮包信件。每天如是，往来奔波，非常辛苦。给大家发工资，那时还是现金，一张一张数得清清楚楚，从未出过差错。报销发票啊，预借个差旅费，不管是谁批的条签的字，但凡到了张师傅这里，他可是一丝不苟，极其认真的。所以，张师傅是我们杂志社大家公认的最为敬业的“老劳模”，最为信赖的“老财务”。
按照国家新闻出版署的规定，杂志每年都要进行年检，法人代表的年龄不能超过 75 岁。所以说 2009 年呢，立文社长就退出了杂志社的领导岗位。在此前后退出的，还有好几位我们尊敬的老同志，有副总编赵国伟、老编辑罗月英等等。和这些老前辈一起工作了6年，是我特别怀念的6年。
2009 年初，曲文昌同志担任了我们杂志社的副社长兼副总编辑，同时也是法人代表。这位来自东北的大哥，性格爽朗，热情好客得很，在杂志社里，大家都喊他“曲老师”。
我和曲文昌同志是同一天进入杂志社的。他原来是黑龙江省绥化市关工委的秘书长，到了杂志社后主要负责编辑《人物》栏目。他出身部队文工团，虽年过半百，依然能歌善舞。他身上东北人的性格特别鲜明，说话办事都“嘎嘎”一个脆。他编辑的人物栏目，也和他一样特色分明。文昌同志主持杂志社具体工作的这几年呢，杂志基本保持了立文社长的创办风格，都比较朴实、简洁、通俗。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变化，就是改版，从原来的小 64 开本改成了大开本，杂志中间还增加了 4个彩色插页，跟社会上流行的杂志都一样大小了。改版后的杂志，在栏目设置上也做了较大的调整，版面更开阔，内容更丰富，印刷也变得精美了一些。同时，在增加杂志的可读性上做了一些努力，刊登了一些有分量有影响的稿件。我记得有一年，曲老师和我们几个编辑到大连采访，回来后撰写了长篇通讯《他们个个是“雷锋”》。此稿杂志刊登后，还陆续被《人民日报》和新华社等中央级媒体刊用。
2014 年 6 月中旬，我们刚从山西晋城市举办通讯员培训班回来，中国关工委领导带着一位中年女同志来和我们见面，介绍说她是李小千，是我们杂志社的新任社长、总编辑兼法人代表。
小千同志此前在《中国经济时报》担任党委书记，毕竟是在大新闻媒体当过领导，所以说她的新闻观、办刊理念就有所不同了。她要求每期杂志都要有策划，有重点，特别注重杂志的美观，在杂志的封面选题、版式设计、印刷过程和纸张使用上，都做了比较大的调整。此期间，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两件事。2015 年8月，中国关工委要举行成立20 周年的纪念大会。为了配合好这个会议的召开，杂志社承担了大会材料的编辑印刷工作。那是第一次承担这样的任务，也是一次比较完美的策划。编辑们集思广益，加班加点，选取了中央领导同志对关工委的有关批示，展示了各地关工委的经验和“五老”风采。材料编制印刷得非常精美，关工委领导非常满意，会议代表们也非常赞同这件事情。
2017 年春天，李小千带着杂志社的全体采编人员，去四川省关工委所办的杂志《关爱明天》学习，并采访当地关工委和“五老”的先进经验和事迹。当时习近平总书记刚在2月份视察完大凉山，对民族地区的扶贫工作提出了殷切期望。我们到了大凉山后，就和当地关工委的老同志一起，沿着总书记走过的路线走了一圈，看到了大凉山“五老”在帮扶青少年方面所做的工作。回来后，我们写了一篇通讯《凉山春天的故事》，在《中国火炬》2017年第四期上刊登。后来这篇通讯报道，被四川省关工委评为当年特别好新闻。
杂志社不仅有令人尊敬的老头老太，还有一批相当可爱的年轻人。2012 年的春天，《中国火炬》面对编辑队伍青黄不接的情况，首次面向社会招聘，有很多大学毕业生前来报考。后来经过考试、面试，录取了3位青年学子。时光匆匆，如今呢，他们有的成为杂志的重要骨干，有的呢回到故乡去实现自己的青春梦。拥有博士学位的冯汝林同学，脚踏实地，谦虚好学，为人又热情诚实，一点也没有“博士”架子，就是有点“学究”气，在编稿中常为一字一词的运用较真，像个“训诂”学者一样，甚至有时会争得脸红脖子粗。但这一点，正是一个合格编辑最为宝贵的素质。平时呢大家都叫他“冯同学”，外出开会或是人多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称呼他“冯博士”，让大家看看，我们杂志社是有人才的。这几年呢，他已经成长为杂志的副总编辑，挑起了一方大梁。唉，不得不说的是，这冯同学的性子有时候太慢了，我常开玩笑说，你老是在考验总编的心脏啊。小冯总是嘿嘿一笑，从来不跟你发脾气，真是个好脾气的慢性子呀。现在有时想起来，那些苛责也太过分了。岁月漫长，何必着急呢。每有杂志社办会，到外地调研开会，那个满头大汗跑来跑去，不是接站送站，就是帮着老同志们拎行李、拿材料的年轻人，就是我们社里的“热心人”孟德成，大家都称呼他小孟同学。现在，为了实现心中的梦想，他已回到故乡自主创业。研究生毕业的王明辉同学，又会画画，又会摄影，还能写稿编稿，多才多艺，如今也是杂志不可或缺的重要编辑之一。还有《人物》栏目的年轻编辑赵扬子，也是特别优秀可爱的人物。她是新闻专业毕业的，又在其他媒体从事过新闻报道工作，所以来到杂志社后，如鱼得水，大显身手。她思想活跃，点子很多，在采访报道中展现出了独特的风格。同时还文笔流畅，灵动飞扬 。
还有这位“年龄最小，社龄最长”的年轻人，他就是大家口中的“小张鹏”。新世纪第一年，杂志刚刚创办5年，20岁的张鹏就进入了杂志社，从打字、剪信封、贴邮票干起。时光飞逝，如今已年过 40的他，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跑腿打杂的小青年了，一转眼成为杂志社的台柱子编辑。现在，杂志上经常能看到很多他独自撰写的长篇稿件，还能看到他参与策划的重要题材的采访报道，不由让人刮目相看，颇感欣慰。还有那个河南姑娘郭春燕，刚来杂志社的时候，一说话紧张得手都不知道往哪放的小妮子，如今已经是画风突变，成为杂志重要的美术编辑。每期杂志都设计得有气势很精美，无论是杂志的封面、彩色插页，还是每篇文章的布局插图，都编排得有特色，版面设计新颖活泼，特别好看。
说起杂志的人和事，很多难忘的人物和故事，都会一一涌上心头，真想一笔一笔把他们都写出来。可惜呢，拿起笔来又不知如何表述，万千往事，历历在目啊。
噢，差点忘了，杂志社发行部还有一位从绥化来的老同志，名叫王任之。他常到编辑部和我们聊天，喜欢谈天说地。夏天的时候，每到中午，他总喜欢手执一把折扇，边摇边晃地到编辑部来和大家聊天。那个扇面上印着一篇很长的古文，好像是《兰亭序》，反正是一位大师的草体，龙飞凤舞。偶然一天，大家突发奇想，纷纷挤兑老王说“你能把那篇古文背下来吗？”“给你一个星期，背下来请你吃饭。”老王慢悠悠地说：“那就试试看吧。”到了下周的一天，老王笑嘻嘻地摇着扇子来到了编辑部。哦，我们立即让老王背。老王把扇子一合，眼睛一闭，摇头晃脑。真的哇，300多字的古文，硬是一字不差呀！60 岁的老王如此厉害，简直惊掉了我们的下巴，只好答应请老王吃饭。可是没几天，老王就离职了，至今我们还欠老王一顿饭呢。
无论如何，现在该说说我们的两位老领导了。回想起来，杂志社能有今天的发展和成绩，多亏了闵振环和温厚文这俩老头，杂志社也非常幸运有这两位好老头。闵主任曾是中石化集团公司的党组成员、办公厅主任，现任中国关工委常务副主任，温厚文曾是国务院原副总理、中国关工委第一任主任康世恩的办公室主任，现任中国关工委副秘书长。从杂志筹备创办开始，俩老头就不辞辛劳，发挥了关键作用，争取到了有关部门的支持，顺利拿到刊号，并申请中石化集团公司提供了办公地点，筹集了一笔开办经费。杂志创刊后，闵振环兼任杂志社社长，温厚文兼任杂志社第一副社长。两位社长虽然还承担着中国关工委的领导工作，平时不在杂志社处理具体事务，但是杂志社的每一项重大的工作，他们都关心过问，甚至亲自帮着去办。每期杂志的策划和重点确定，从初稿到清样，他们都认真审看，一期不落。在办刊大政方针上，两位老领导也有着明确要求，就是紧密围绕中国关工委的中心工作，唱响主旋律，突出正能量，充分展示“五老”风采，不能有杂音，更不能有“弦外之音”。特别是闵主任更是严把政治关，这一期重点登什么，下一期聚焦什么，哪些地方的经验值得宣传推广，那里的“五老”要大力表彰，八十多岁高龄的老同志了，记得清清楚楚，给我们安排得明明白白。正因为这样，杂志创刊到现在，没有出现过大的政治性差错。他还经常阅读各地关工委的材料，帮我们推荐有分量的稿件。他到外地出差，总会询问当地关工委的投稿和杂志订阅发行情况。每逢杂志社举办通讯员培训会，两位老社长都会参加，从不缺席。每隔两三周，他们必定到杂志社来看望大家，逢年过节更是如此，这份关怀让我们久久难忘。
当时，杂志社有个趣称，叫 “三猴办刊”，因为闵振环、温厚文和王立文3位社长都属猴。在这几位领导的带领下，杂志社就像“猴子”般充满活力。我在杂志社16年，可以说每一期杂志都是在老社长们的指导关心下出版的，每一期都有他们精心的修改，每一期都倾注了他们的心血。后来，两个老领导年龄大了，不再担任杂志社的领导职务，仍然以中国关工委领导的身份，主管杂志社的工作。他们关心下一代的热情还是依旧，对杂志的感情仍然是那么深厚。每当中央有什么重要精神，中国关工委有什么重要部署，闵主任总是第一时间来到杂志社，组织大家传达学习。老闵对年轻人的成长关怀备至，不仅亲自为他们量身定制学习计划，还精心挑选书籍送给年轻编辑，要他们多读书、读好书。隔段时间，他还到杂志社来检查这些年轻人的读书情况。甚至有时候，还亲自带着记者、编辑到一线去采访。
每次拿着他们改过的杂志大样，你不得不佩服这两位年过八旬的老人那深厚的理论水平和文字功底。闵主任看过的清样，54页，每一页都改得密密麻麻，他的字实在是难以分辨。幸好有小张鹏在，能准确地认出这些字来。温主任每一期清样都改得简洁明了，精准到位，总能用最精练的语言，让内容更加出彩。看着两位耄耋老人为杂志付出的这么大的心血，我们常在心里感念不已。几十年来，《中国火炬》成了他们晚年最大的牵挂。
时至今日，只要一想起杂志社的那些老人们，傅鸿浩、陈立奇、纪风英、宋玉珍等等，记忆的潮水便涌上心头，怎么也无法忘怀。多好的老人们啊，他们将退休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，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《中国火炬》。想起他们。常使人泪目。
2019 年 4 月 16 号，我离开了《中国火炬》杂志社，在这里我整整工作了 16 年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已经88岁高龄的闵主任，亲自来到杂志社参加座谈会，回顾我们一起共事的经历，对我的工作评价很高，让我的心里很是温暖和惭愧。
那年、那月，那事、那人，常常想起，难以忘怀。《中国火炬》随着全国关心下一代事业的蓬勃发展，也在不断发展壮大，逐渐受到各地老同志们的喜爱，成了他们工作上的“好帮手”。30 年来，它忠实地记录了中国关心下一代事业发展壮大的路程。翻开杂志，扑面而来的，都是那浓浓的关公情，厚厚的“五老”意啊。
我深情地祝愿《中国火炬》，关工路上，初心不改，书写下一个辉煌30年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