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秋的红五月农场，暖风裹着豆香掠过南阳河公园的党史展板，那些展板的照片里，从党的一大到二十大重要历史的述说，还有拓荒者们的身影在阳光显得格外高大。我站在展板前，看着两个侄子郗盛源、郗盛杰仰起的脸庞，忽然想起父亲常说的那句话：“日子是过出来的，德行是传下来的。”这朴素的道理，像一粒饱满的种子，在我们的家里扎了根、发了芽、开了花、结了果。
歌声里的种子
盛夏时节，天津的月季开得正盛。我和爱人在天津居住了一个月，期间每隔一天我们就要去女儿家住一天，每次到女儿家，盼望的是推开门，听见两岁半的外孙女奶声奶气的喊“姥姥”“姥爷”。那小丫头扎着两个羊角辫，眼睛亮得像水灵灵的黑葡萄，跑起来裙摆飞扬，好像快乐的小蝴蝶。
起初教她唱歌，纯属偶然。有一天，我坐在沙发上哼唱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，她正抱着玩具小狗（毛毛）玩得专注，忽然停下来歪着头看我。我笑着拍拍腿：“要不要跟姥爷学？”她颠颠跑过来，小手抓着我的胳膊，奶声奶气地跟着唱“天安门，太阳升”。没成想这一教就收不住了，这孩子像是天生带着音乐细胞，我唱几遍，她就能把调子抓得八九不离十，连歌词都记得扎实。
在教“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”时，我故意放慢了节奏。唱到“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”，她忽然转身跑进卧室，再出来时，手里攥着小圆纸片。那是她平时玩的贴纸，被她小心翼翼地放在客厅的地板上，然后迈着小碎步、挥舞着两只小手，从卧室“走出来”，一边唱一边弯腰捡起“一分钱”，径直走到她爷爷面前，把纸片往爷爷手心里一放，还郑重其事地点点头，最后挥着小手说“再见”。
我举着手机录像，镜头里的小演员眼神认真，每一个动作都透着不容置疑的郑重。录完后，她立刻扑到我怀里，小脑袋凑到屏幕前：“姥爷，让我看看。”确认录上了，就咧开嘴笑，露出两颗刚长齐的小门牙。爱人在一旁抹眼角：“这孩子，天生就懂规矩。”我知道，这不是天生的。女儿女婿平日里带她，从不会因为她年纪小就纵容，玩具掉了要自己捡，吃完饭要把小碗推到桌边，这些细碎的举动，正是家风最柔软的模样——不用刻意说教，只在日复一日的言行里，把“正直”“守礼”的影子，刻进孩子的心里。
有天傍晚，她唱《我去上学校》，唱到“爱学习，爱劳动”时，突然跑去把自己的小书包背在身上，又拿起玩具扫帚在地板上划拉。女儿笑着说：“这是把姥爷、姥姥教的全用上了。”我看着她晃动的小身影出神：这哪里是学来的，分明是看在眼里、记在心里的。我们这代人总说“言传身教”，原来“身教”的力量，能穿透年龄的壁垒，让两岁半的孩子在模仿里，自然而然地懂得什么是该做的，什么是值得尊重的。
离开天津那天，外孙女抱着我和她姥姥的腿不让走。女儿说：“姥爷姥姥要回北大荒了，等过年时来看你。”她似懂非懂，却忽然唱起《我去上学校》，唱到最后一句，朝我挥挥小手。我蹲下来抱她，闻到她头发里淡淡的奶香味，忽然明白：那些唱过的歌，做过的动作，早已不是简单的模仿，而是家风在孩童世界里最生动的模样。
墓碑前的传承
八月的北大荒，天格外蓝。弟弟郗才从深圳华为回来探亲，带着两个儿子郗盛源、郗盛杰。刚到九三分公司我家的那天，弟弟说：“哥，明天咱们去看看爸吧。”
父亲的墓在荣军农场十五队的西山上，周围全是松树，长得高大挺拔。我们五个人——我、小弟郗才、妹妹郗珍，还有两个侄子，拎着纸钱和父亲生前爱吃的水果、糕点等，沿着弯曲的山路慢慢行走。十八岁的郗盛源今年考上了澳门科技大学；十六岁的郗盛杰考上了香港在深圳开设的中学。我们走在安静的山林里，脚步不自觉地放轻了许多。
“你爷爷走的时候，盛源和盛杰还没有出生。”我用抹布擦去墓碑上的灰尘，弟弟和侄子把父亲幕前幕后的杂物清理干净。我对两个侄子说：“你爷爷是1956年来的北大荒，那时候这里还是一片荒原，他和战友们住着地窨子，喝着带泥沙的河沟里的水，硬是把黑土地翻了过来。”
弟弟郗才把水果和糕点摆在墓碑前，声音有些哽咽：“爸总说，做人要像种庄家，把根扎深了，风再大也吹不倒。”我拍了拍两个侄子的肩膀：“你们爷爷这辈子，没跟人红过脸，队里谁家有难处，他总是第一个去帮忙。”
盛杰忽然问：“爷爷是党员吗？”弟弟回答：“不是。”我指着墓碑上父亲的名字，后面刻着“中国人民解放军”几个字：“你爷爷1947年参军，虽然不是党员，但胸前总别着一枚毛主席像章，他说那是他的‘护身符’。”
烧纸钱的时候，火苗窜得很高，纸灰打着旋儿往天上飘。我想起小时候，父亲虽然不识字，但经常叮嘱我们要好好学习。他还经常教育我们：“无论什么时候，都要听党话，跟党走，党让干啥就干啥。”家里分到细粮，他总说“我爱吃粗粮”，把白面馒头悄悄塞进我们兄妹碗里；队里评先进，他得了奖状，回来就贴在墙上，说“这是给你们攒的榜样”。那时候我们还不懂，如今站在他的墓前，看着两个侄子若有所思的神情，忽然懂了：所谓家风，从来不是写在纸上的规矩，而是父亲弯腰勤奋工作时的背影，是他把馒头塞进我们碗里时躲闪的眼神，是他抚摸奖状时眼里的光芒。这些看不见的东西，像松树上的汁液，一点点渗进我们的骨头里，又顺着我们的手，流向孩子们的心里。
离开墓地时，盛杰忽然说：“大伯，爷爷真厉害。”风穿过松树林，发出沙沙的声响，像是父亲在回应。我知道，这趟扫墓，不是简单的悼念，而是把父亲的故事，种进了两个侄子的心里。
展板前和家乡的红色基因
第二天一早，我带着弟弟一家去红五月农场南阳河公园，并到弟弟的出生地——红五月农场六队去看看。晨露还挂在草叶上，公园里的党史学习教育展板在阳光下格外醒目。从党的一大到党二十大，从“北大荒开发建设”到“红五月农场的发展变化”，一张张照片、一段段文字，串起了这片土地从荒原到粮仓的蜕变。
在一块块党史教育知识的展板前，我指着展板的照片给两个侄子讲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”的真理；讲“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，它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。”“你们要牢记历史、好好学习、听党话、跟党走，将来做一名对国家、对社会有用的人。”
走到“北大荒精神”宣传牌前，“自力更生、艰苦创业、勇于开拓、甘于奉献”十六个金光大字格外耀眼。我给孩子们讲“马永顺”的故事：“老人家一辈子种了十万棵树，他说‘砍树是为了国家，种树是为了子孙’。这就是北大荒人的理儿——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，但乘凉的时候，不能忘了栽树的人。”
来到红五月农场六队的旧址，我又给两个侄子讲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故事。盛杰问：“城市的知识青年为什么要来这么远的地方？”这时我想起父亲说过的话：“因为国家需要啊。那时候粮食短缺，这片黑土地能养活千万人，所以他们来了，把城里的课本换成了农具，把青春埋进了黑土。”弟弟郗才补充道：“你大伯年轻时，也是这样，当老师、做团委和宣传部工作都能做到勤勤恳恳、兢兢业业。他总说‘不能给你爷爷丢脸’。”
两个孩子听得入了神。盛源忽然问：“大伯，你为什么要做关心下一代的工作呢？”我笑了，指着一望无际的豆田说：“就像这北大荒的庄稼，一茬接一茬。我们这代人守着这片土地，守着这些故事，就是要让你们知道，今天的好日子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。你们现在学知识，以后参加工作，要记得根在这里。你们要有吃苦的劲儿，有爱国的心，有做人的本分。”
说话间，盛源掏出笔记本，认真地写下“北大荒精神”五个字。我看着他们的背影，忽然想起天津的外孙女——她把圆纸片当一分钱的认真，和此刻侄子记笔记的专注，其实是一样的。那是家风在不同年纪的传承。
离开红五月农场时，太阳已经升高了。盛源说：“大伯，我以后要带同学来看看。”盛杰拉着我的手：“大伯，你再给我讲讲爷爷的故事呗。”我牵着他的手，乘车行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心里忽然涌起一股暖流。作为关工委常务副主任，我总说要给孩子们“注入红色基因”，今天才真正明白，这基因不是凭空注入的，它藏在父亲的故事里，在拓荒者的汗水里，在孩子们专注的眼神里，更在我们一辈辈人言传身教的日常里。
家风如灯，照亮的从来不是一条路，而是一代又一代人的脚步。而我们能做的，就是握紧手里的灯，让它把下一代前行的路照得更亮一些、更久一些。
责任编辑：张勤祎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