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说回忆是一场久别重逢，我总爱循着记忆的脉络，重返那片热血滚烫、芳草如茵的岁月原野。
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六日，是我此生难忘的日子。那日，我随着一支浩浩荡荡的垦荒大军辗转千里，乘火车、渡江轮、换汽车、乘马车，终于踏上了这片荒无人烟却又令人心潮澎湃的黑土地。眼前的景象至今历历在目：一座座军绿色的帐篷错落点缀于无垠绿野，宛如大地初睁的眼眸。一群满身泥水的知青欢笑着围拢而来，忽有一只小花猫从谁怀中跃入草地，引得众人嬉笑追逐，清脆的笑声在空旷原野上久久回荡，那是青春最本真的回响。
穿过一片白桦林时，我总忍不住放慢脚步。树干上似眼眸的纹路仿佛轻声低语：“欢迎你们，往后我们便是邻里了。”路旁的榛柴棵子摇晃着缀满果实的枝条致意，野鸭振翅、野鸡展羽，狍子列队而行，似在为我们表演“分列式”。我走在队伍前列，心中涌起的庄严与欢愉，竟胜过任何一场盛大庆典。迎接我们的老队长立于塔头墩上，抬手画了个圆圈，朗声道：“同志们，你们到家了！”有人问家在何处，他笑道：“未来，不会遥远。”那语气里的坚定，让每个人都望见了藏在岁月里的温馨愿景。
然而，愿景的甜美，终究要经过现实的淬炼。所谓的“家”，不过是地窝子、马架子，或是几顶帆布帐篷。冬夜，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能冻裂一切，我们裹着棉衣棉被，身上结着一层薄霜，牙齿打颤的声音在寂静中格外清晰。清晨醒来，呼出的气息在眉毛、睫毛上凝成白霜，脸盆里的水冻成了冰坨，要用锤子敲开才能洗漱。夏天则是另一番炼狱，成团的“小咬”和蚊子像乌云一样笼罩着你，隔着衣服都能叮出满身的包，奇痒难忍，夜里常常被咬得无法入睡。
吃饭更是艰苦。主食是玉米面窝头和疙瘩汤，就着盐水煮白菜或土豆。蔬菜是奢侈品，春天青黄不接时，我们便跟着老职工挖野菜，婆婆丁、柳蒿芽成了救命菜。肉更是难得一见，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分到一小块。记得有次为了改善伙食，连队组织养猪，我们几个老师在年假时到猪舍喂猪，为猪烧热猪食，挑猪食肩膀磨破了皮，汗水浸得伤口钻心地疼。
劳动更是与天争命。挖排水沟时，我们要用镐头刨开盘根错节的树根和坚硬的冻土，一镐下去，虎口震得发麻，手上很快磨出血泡，血泡破了结成茧，茧又磨破，手上便是一层叠着一层的厚茧。麦收时节，若是遇上连阴雨，机器下不了地，几万亩的麦子就只能靠人工抢收。我们站在没过脚踝的泥浆里，弯着腰，一镰刀一镰刀地割，雨水混着汗水，衣服湿透了又干，干了又湿，硬邦邦地贴在身上。晚上回到住处，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，倒头便睡。
随着大批垦荒者知青纷至沓来，沉寂的草原骤然沸腾。一顶顶蘑菇状的帐篷簇拥成村落，清晨，蝉翼般的炊烟在帐篷周围袅袅飘散，水井上的辘轳奏响欢快晨曲，车老板的鞭子在空中甩出清脆声响，远处机车的轰鸣似大提琴低吟，共同谱写着垦荒战士的交响乐章。为筑家园，我们就地取材，以铁锹切下塔头墩子，和泥掺草辫垒起房屋。这无师自通的“建筑”，虽显简陋，却孕育着共和国拓荒者壮丽的智慧。
后来，我光荣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，自此便将身心交付给党，交付给这片充满希望的黑土地。我未曾一直执锹镐与天地相搏，亦未驾拖拉机驰骋荒原耕耘，而是以手中笔墨，在三尺讲台之上耕耘教育这片绿野。我们的“学校”曾设于炕头、食堂、树荫之下，最终在师生共同伐木破板搭建的木板小屋中安顿。蚊虫叮咬、冬寒夏暑皆不足为惧。我仍记得那个寒冬，我曾顶风冒雪，徒步一百三十余里为学生购置书本，脚与鞋冻作一团，剪去鞋袜后仍坚持授课；也记得那个盛夏，我曾顶着炎炎烈日，徒步十二小时从同江县返回农场传达会议精神。
几十载的育人岁月，汗水从未白流。如今，学子们在宽敞明亮的教学楼中安心求学，电化教学普及，塑胶操场与完备的体育设施一应俱全。我的学生们，或任职科长、队长，或成为医生、教师，或自主创业成为老板，或成长为种地能手。望着他们，我满心欣慰！这片荒原终是结出了累累硕果！
我深爱北大荒这片绿草地！“艰苦奋斗、勇于开拓、顾全大局、无私奉献”，这十六字箴言字字铿锵，是北大荒人以青春与生命铸就的创业精髓。我誓将这份精髓代代传承，让这片土地上的故事，在岁月长河中永远回响。
责任编辑：唐子韬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