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今年已经八十多岁了，是一个有六十年党龄的退休老同志。我于2012年动过大手术，我从事过社会工作，后来从事三十多年的小学教育工作，当过三十多年的小学校长，我生在农村，是一个农民的孩子，吃过苦，受过罪，我对农村农民的生活中的疾苦比较了解，退休后我就心想到底能为薄弱群体干点什么？因此，我主动协助村里做点关爱青少年的事。做这件事我想一定要有爱心，不能有私心，要有为他人服务的精神，要能有自我牺牲的精种，做帮扶、做关心不能只流于口头，怕付出那是不行的，碰到困难学生、困难家庭要能舍得拿钱，不能为他人着想的人是不能干好帮扶工作的。
下面我就如何做好帮扶关爱工作的事向各位领导汇报一下：我一生诚信于人，心地比较善良，我的家庭孩子多，负担重，加之原先工资水平不高，力不从心，不能大幅度的去赞助别人，但我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，给那些有困难的，得大病的，重病的家庭一些资助的。如杨明国，黄国荣，翟长美、李书青，董国华等十多位患有癌症的同志给予三百、五百不等的资助，这点钱我知道是不能解决他们家庭的什么困难，只能表达我对他们的一份情意，让他们懂得我们的国家、我们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亲情爱心。多年来我在慰问病人的金额少说也在万元以上。
在对青少年儿童，残疾儿童、特困生也做了一些工作。在职期间，曾为董晓彤、万红艳、万洪军、沈宣洲等十多位困难学生垫缴书本费、学杂费，三十多年来的教育生涯中，我走过的四所的学校，从来没有让一个孩子搬学，儿童入学率均达到100%，资助也超过千元以上。2004年我从教育岗位上退下来，开始感到非常寂莫孤独，于是我主动你担起董河村的关爱工作，走村到户，调查了解留守儿童、特困儿童的情况，并进行入册建档工作，留守儿童、特困儿童给予一定的经济资助，曾记将董晓彤同学是单亲家庭，母亲离婚改嫁，父亲在县城修理汽车，与他人结婚，孩子跟随残疾的小叔，年还迈的爷爷奶奶一道生活，经济上非常困难，孩子考上金湖中学，当时学杂费非常昂贵，当时我只能给孩子两百元，又不能解决什么困难，因此，我帮助学生打了申请，报请乡政府审查批准，并与校方联系，免去了千元的入学费用，还得到了生活上的困困难照顾，让孩子顺利地读完了高中，考入大学，目前已毕业分配在铁路客车上工作，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一分子。
万红艳同学也是单亲家庭，姊妹三人靠奶奶生活，家庭十分困难，开学我主动运送上四百元给孩子上学，平时还给她的两个小妹妹生活费，同时我还利用我过去老同学的关系，把她两个小妹妹安排住宿在同学家里，每次给他们买菜做饭，不收一分住宿费用，连住三年，终于两个小妹妹也考上了职业对口大学，在这三个孩子身上我花了近四千元，但我从来不向外界透露一只消息，因我不图什么回报，没有什么功利之想，在我的有生之年为人做点有益的事情，我很乐意，一个人活着，就是要多做善事，多做有意义的事情，不做违背良心的事，
在做好留守儿童校外辅导活动中，我还加强失足青年的教育，罗中来是其父亲与别的女人同居生下的私生子，从小缺少母爱，父亲又不识字，教育不好孩子，孩子未成年人父亲就去世了，抛下这孤儿到处流浪，不学无术，导致犯罪，出狱回来，我经常与其促膝谈心，终于使他改变破罐子破摔的念头，学会了做人，自食其力。
穆邵悦、邵杰两妹弟，父母均得尿毒症，去南京、镇江往返几年时向求医看病，费用数十万元，两个孩子靠着爷爷奶奶生活，家庭十分困难，我平时除了给孩子上辅导课，还给他们买学习用品、给零花钱，每次都有三百、五百，几年下来也有千元，同时我给村支部申请该户为低保户，给两个儿童在学校申请特困生的困难救助，现在穆邵悦已顺利地在大学就读，小弟邵杰在金湖读高中，明年将又是一个大学的好苗子。
村民王义家的大儿子得病去世，丢下一子，其母及嫁成了孤儿，二儿子患上重病去北京医疗花费数十万元的钱，造成家庭经济十分困难，其孙子大学开学时经济困难，我主动送去五百元现金，虽然钱不多，但也表达了我的一份爱心。
我是一个身患癌症，开过刀做过手术活过来的人，我很幸运，生病后又能生活了十几年的时间，在我身体基本痊愈时，我继续协助村关工委的工作的同志做好校外辅学工作，县乡两级政府也曾对我的工作加以肯定，并发给奖金，我把两次上级发给我的800元的奖金全部用在特困生身上。我退休后的二十多年中，对残疾儿童、特困儿童的困难资助，少说也得有上万元，我平时宁愿自己少花点钱，但我看到别人家有困难时自然就蒙发要资助一点钱的念头，心中才感到快乐，但我从不向任何人谈我资助困难学生的事。我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，后面的路比较短暂，在我有生之年，能为社会再作点贡献，这是做人的荣耀。
如果身体许可，我将一如继往地协助村做好关爱工作，继续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残疾儿童和特困生，永远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。
责任编辑：张勤祎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