放下手中的《狂人日记》，我总也不能平静，那“日月光华，旦复旦兮”的《卿云歌》总在我耳边回想。一百多年，从《狂人日记》《孔乙己》打响了新文化运动的第一炮至今，整整一个世纪。
两千多年前的一天，一位老者正襟危坐，用刀笔漆墨刻画着眼前的征杀，记录着民歌野调。他怎么会想到死后几百年却被抬进庙堂，披上一生都望而却步的怨服？又怎么会想到被从坟里扒出来，“老二”“老二”地批判着？尽管这是他千百年来直接与人们接近，这种接近却十分酸涩，然而无论“文宣王” “孔老二”他毕竟是两千年中人格的偶像，文化性格的代表。
漫长的两千年，让才子加官员的人占尽了风流，但无论性格、信仰如何，用竹管写汉字的中国文人凭着山川的永恒，史册的凛然，走出了一条光辉的民族之路。老子曾对夫子说：“汝人与骨俱朽，而言独存。”这是讥讽、嗤笑、默许还是赞颂？我无法揣测。但许多贤士大夫却都依此而行。面对兄长的紧逼，他淡然的说：“相煎何太急！”面对朝廷的贬谪，他看到了“罗浮山下四时春”。面对好言劝谏，他自豪地说：“本为圣明除弊政，敢将衰朽惜残年。”面对胡马铁窗，他仍寄希望于“古道照颜色。”虽有千斤压顶，或是面对铁斧、炮烙、谄言、冷箭，只要有笔在，生命便不会枯萎；只要有笔在，便支撑得住泰山。这对于一百年来那种“血沃中原肥劲草”、“烈火铁窗心更坚”的民族精神的最终铸成，他们的确先行了一步。
然而，终有了程朱理学，有了朱元璋、刘伯恩们炮制出的八股文。楚骚汉赋、唐诗宋词的光辉一时都不见了，血腥的文字狱是不是如霹雳一般在夜空中划过。文化走上了极端，似昏惨惨是枯灯将尽，忽喇喇如大厦将倾。虽然仍有人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”地干着，但毕竟是“秋风秋雨愁煞人”，一贯老实的中国人终于忍耐不住了，扯去辫子，砸烂枷锁，以摧枯拉朽之势，撞开那破旧不堪的牢笼。睁开眼，刺目的阳光照耀着到处是狼烟的大地，长城在风雨中倾頽，大地被浓烟熏黑，魑魅魍魉时不时如饿鹰一般闪着蓝眼睛扑来，牢笼中钻出的追兵在紧追着。我们的英雄没有退缩，抹一下唇边的鲜血，又战斗起来，将那场战斗血腥地进行着。前途是什么？康有为的改良失败了，旧制度旧文化拈之则粉，无可救药；胡适借西救东也失败了，侵略者毕竟是不容商量的。而一大群并不起眼、穿着旧棉袍，在黄历背后作文的学生、教员却掀起了一场扶危救亡的文化运动。“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。”真诚的心，换来了大众的支持，毛笔换成钢笔，文言换成白话，长袍换成中山装，这看似简单的变革，每一步都浸透着汗水和血水。
硝烟散尽，我们不需再为“伊”和 “他”而辩论，无论两千年与上百年都离我们很遥远，尽管过去的年月有人要将方块字换成拼音，也有人因杜甫的草屋上有三重茅草而说他是剥削阶级，这些转眼都成了历史的垃圾。我不仅祈祷：好在中国人是有骨气的，可怜的文化不曾被心有所图的人扼杀。这些终将证明汉语言文学是不朽的，历史选择了它。
随着新世纪的到来，面对外语与电脑，没有人再推敲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。街市上稀奇古怪的洋名，国家级比赛歌手竟不能一口答出四大发明，这不禁让我到抽一口气，更有甚者，就有人撰文劝大家莫读佶屈聱牙的《史记》，这又都不尽让我到抽一口寒气。他们不知道不要紧，而可怕的是不想知道。
可外国人知道中国，知道“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”。克林顿访华第一站不是去了西安吗？中国在看世界，我们看没看自身呢？我终于多虑了，周围不是许多同学在写散文吗？弟弟不是在读“黄河远上白云间”吗？年轻的语文老师不是在临《兰亭集序》吗？或许同学们的文章并不娴熟，或许弟弟还不懂个中滋味，或许老师的字还不传神，但事实证明：囊虫映雪照样打败脑黄金，这不过是开始。隋珠和璧总是要发光的。
每想至此，我又总是惘然若失，旋即笑自己痴。鲁迅先生不是说：希望本无所谓有，无所谓有，正如这地上的路，其实这地上本无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变成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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